后面提到“为其吻合”，把“合”的问题凸显出来。“旁日月，挟宇宙”意味着与日月、宇宙相合而非相分，所谓“为其吻合”便指出了这一点。“合”相对于“分”和“别”而言，与“齐”属于同一序列的概念，前面描述的“圣人”之境就是与整个日月、宇宙合而为一，从而超越各种区分，包括上下之分、尊卑之别，等等。正是在这种合一的世界中，以上分离和差异才不断地被超越。如何达到这一点？庄子在后面对此做了提示。“众人役役，圣人愚芚”，一般的人都忙忙碌碌、孜孜外求，所求无非是世俗的“名”和“利”。这种世俗的取向总体上追求明白的区分，包括分别自然中的各种对象、社会领域的尊卑上下。“圣人”则与之相对，以“愚芚”为表现形式，其特点在于混而不分。以上看法与《老子》“俗人昭昭，我独昏昏”类似，昭昭即明于辨析，对各种事物分别得很清楚，“昏昏”则不去对世俗的事务，包括社会上的各种等级界限加以区分。与《老子》的“昏昏”相近，“愚芚”在庄子那里实际上被视为大智若愚之境，相对于这种智慧之境，“众人”的“役役”则还停留在世俗的理智层面。联系前面所述，可以看到，庄子试图表达的内在观念在于要达到与宇宙、世界的“吻合”之境，其前提即超越世俗的“昭昭”“役役”状态，获得“道”的智慧。后面“参万岁而一成纯”进一步把时间的概念引入进来：“万岁”直接表现为时间上展开的过程；“纯”的本来意思与杂相对，即纯粹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相杂；“参万岁而一成纯”，也就是在万年的时间展开过程中，始终保持体现“道”的智慧境界。从历史观的角度看，这里也意味着肯定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历史过程中，蕴含着一以贯之的内在之“道”，这一观点在后来的哲学家中同样得到了关注，如王夫之在其哲学论著《俟解》中便提到庄子“参万岁而一成纯”的观念，当然，他同时强调应当通过考察历史的具体过程，包括“天运之变，物理之不齐，升降污隆治乱之数，质文风尚之殊”，以“知其常”（把握历史演进过程中普遍的规定）。庄子在某种意义上也肯定了历史的变迁包含时间中的绵延统一，这种统一性具体即基于历史衍化过程（“万岁”）中所隐含的前后相承之“道”。在庄子那里，后者同时从时间和过程的角度，体现了存在的“齐”和“合”。